2009年是教育公平备受考验的一年。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0个省、市、区2952名公众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中，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仅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

　　择校费、大学高学费和高考加分政策，是公众心目中最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分别有75.8％、69.7％和58.7％的人选择。

　　此外，“高考”成为人们心目中教育不公平现象最集中的环节，30.2％的人首选此项。接下来依次是：义务教育阶段（26.8％）、高中教育阶段（20.3％）、高等教育阶段（14.4％）。

　　“裸考”再成民心所向

　　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

　　今年高考前后，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和“重庆31名考生民族成分造假”等事件，让执行多年的高考加分政策面临信任危机。

　　本次调查中，分别有76.3％和75.3％的人，将这两起高考加分丑闻视为“2009年最损害教育公平事件”。58.7％的人表示，事实上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教育公平。

　　受访者表示，高考加分和保送制度，只是“看上去很美”，执行中却逐渐成为权贵盛宴，自主招生也时有丑闻爆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大今年11月开始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再次掀起网友热议。虽然北大的此次动作被认为“初衷甚好”，从目前来看，新措施在执行上也颇为透明，但仍有不少网友担心：这只是第一次，而且范围有限，舆论监督得也很紧，任谁也不敢在今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可将来一旦扩大试点，在当下中国，谁又能保证得到授权的校长们个个都不为权钱所动？

　　本次民调也显示，39.9％的人担心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会严重损害教育公平。32.7％的人将高校自主招生视为存在严重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环节——这还不算此举加大了多方面的高考成本。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快制定《考试法》，严厉打击作弊行为，追究政府、考试组织机构、大学、中学在考试招生中弄虚作假、侵犯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简单的“裸考”就有那么难吗？本次调查中，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显然，“裸考”再成民心所向。

　　“择校”顽疾期待良医猛药

　　76.1％的人认为应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62.7％的人建议政府资建充足的打工子弟学校

　　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择校”上，表示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基本均衡，这让民众看到了破除择校费的希望。但也有人怀疑，被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叫停却仍然热度不减的“择校顽疾”，真这么容易根除吗？

　　本次调查中，60.8％的人指出，“校际差异巨大，就近入学被架空”严重损害教育公平。“校际差距过大导致高额择校费”成为公众心目中最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75.8％的人选择此项。

　　76.1％的人认为应取消任何形式的择校费；71.5％的人建议推行公立中小学教师跨校轮岗，平衡学校间的师资差距。

　　公众选出的最严重教育不公平现象还有“大学高额学费对家庭困难学生造成压力”（69.7％）和“进城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问题”（58.6％）。

　　2008年底，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校和打工子弟校的学杂费和借读费已被免除。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对中职农村经济困难生等逐步免学费。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但也有网友担心，即使政策能够落实，还是难以保障农民工子弟读书问题。“现在城市学校中的择校费、户口限制等一道道的门槛，减免学费又能多大程度上解决他们‘读书无门’问题？”

　　本次民调中，62.7％的人建议政府出资建设充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择校问题就是政府是否作为的问题”

　　——访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从新课改高考引发热议，到高考加分频出丑闻，从择校费，再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今年以来，社会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聚焦一波接一波。近日，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大家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说明当下的教育公平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在大中城市消除择校应该不难

　　中国青年报：“就近入学”变成争相“择校”，择校费“被自愿”，曾被列为八大“教育潜规则”之首。国家统计局11月发布的调查也显示，对于教育费用尤其是择校费，七成家长感到难以承受。依你看怎么才能消除择校给家长们减负？

　　杨东平：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实现校际之间的均衡。《义务教育法》很明确，义务教育是面向所有儿童的一视同仁的教育，是一种保障性教育，不是选拔性、竞争性、淘汰性的教育，学校不应该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但事实上，许多城市存在一批没有重点学校名称的、事实上的重点小学和初中，巨大的校际差距，不仅形成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也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有的重点小学择校费已高达10万元，学校和教育部门还会说，他们收的是家长“自愿”掏的“捐资助学费”，但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择校费，这种收费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

　　要消除城乡之间的校际差距，是一个相对遥远的目标。但在大城市中消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际差距，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大城市的中小学，硬件上并没有多大差别，校际差距最核心的就是师资差距，这可以通过建立教师流动制度来平衡。

　　中国青年报：重点中学的好教师恐怕不愿意去一般学校吧？

　　杨东平：怎么不行？很多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教师流动制度，日本、韩国三年轮流一次。现在，沈阳等地已经实行了。公办学校教师相当于“准公务员”，应该执行国家教育方针和有关规定。

　　中国青年报：但社会呼吁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推不开？

　　杨东平：也不是说都没执行，安徽铜陵、辽宁沈阳、盘锦、山东潍坊等地，都有效地推行了，大面积地消除了择校竞争。只是在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择校现象还特别严重。

　　讲到底，这就是一个政府是否作为、是否依法行政的问题。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不需要讨论，你只要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要消除这种择校竞争，大概需要多少年？

　　杨东平：如果我是某地的教育局局长，就可以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三年之内必须实现，做不到就问责，换能做的人来做。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目前阻碍政策执行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杨东平：很多情况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做不到，主要是不想做，因为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形成了所谓的“利益集团”。

　　重点学校通过收取择校费，获得巨额收入，教师工资待遇非常之高，远远超过大学教师。反对教师流动制度的声音，主要来自这些少数重点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

　　最近有报道说，广州东风东路小学校长因挪用公款、受贿被判刑。一个小学校长，就能涉案金额数千万元。去年北京中关村三小的校长，涉案金额甚至超过1亿元。一个企业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创造这些盈利？可“寻租”轻而易举就产生如此惊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格局必须被打破。

　　最大的困难也是打破“利益格局”。今天的很多改革，已经不是理念或法律层面的问题，因为理念、法律都很明确。实现不了，就是因为有人要维护既得利益体系，这些制度成了他们的“近水楼台”，他们干嘛要改？

　　中国青年报：还有哪些措施可以促进校际均衡？

　　杨东平：一些城市通过改革中考制度，来打破“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的择校链，将重点高中的名额下放到普通初中，让普通初中的学生，只要学习优异，也能进入重点高中。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地减缓中考竞争。很多地方已经做了，安徽省的成效比较明显，那里重点高中招生名额下放到普通中学的比例，已经达到60％。

　　重点高中收择校费也违反教育公平原则

　　中国青年报：还有哪些现象有违教育公平？

　　杨东平：高等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大学中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中。你看中国农业大学，前几年农村学生比例还有40％左右，现在只剩20％了，下降得非常快啊！

　　中国青年报：这和现在城镇化加速有关系吧？

　　杨东平：这是次要的，主要还是重点高中形成的阶层差距。你看现在哪些家庭的子女才能进重点高中？所以均衡教育资源的措施，不仅仅是实行教师流动制度，中考制度改革也迫在眉睫。

　　重点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资源，更多地被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城镇人口中的优势阶层享用了。用金钱和权利交换教育机会的择校生、条子生，使得农村和弱势阶层的子弟，越来越难以进入重点学校，从而难以进入重点大学。有些地方还设置人为的障碍，如山东某县的一个重点高中，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要比城市学生高出好几十分。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

　　杨东平：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范畴，所以对高中开了可以收择校费的口子。但是，高中是根据学生学业成就进行的选拔性教育，理应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入学选拔规则，现在将重点高中收择校费合法化，交钱、递条子就可以上，也是明显违反教育公平原则的。

　　城市要开放对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后教育”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当下最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是什么？

　　杨东平：最严重的应该还是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免费之后，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在制度上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对于解决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国家提出的是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但很多地方执行上有困难，主要是以户籍人口为准的教育公共服务，难以适应人口流动状态下的情况。

　　以北京市为例，朝阳区、石景山等区的农民工子弟特别集中，这几个区就要为此“额外”付出一大笔教育经费。但是农民工的贡献是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

　　中国青年报：怎么分担呢？

　　杨东平：以朝阳区为例吧，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都应共同参与，建立一个财政分担机制。此外，城市要开放对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后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受高考制度限制，农民工子女没法在本地参加高考和读高中，所以他们有些人在初中阶段就回农村了，但更多农民工子弟沉淀在了城市。目前大多数城市的中职教育只对当地户籍人口开放。其实初中后的农民工子女最需要通过接受这类教育，好在城市安身立命。上海市已经开始了这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