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理念上的偏差。比如“钓鱼执法”事件，堂堂区级执法部门，竟多年以这种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手段牟求私利；而且，几天前还在咬紧牙关否认，随即迫于压力又公开承认道歉。试问，如此儿戏公权、这般习惯性抵赖，怎能保证其公众信任度丝毫无损？

    类似现象并不罕见。某区政府采购的学生床，竟然腐如朽木一睡就塌；“罗彩霞”冒名顶替，可安然大学毕业；高考民族加分造假，在某地竟成“风尚”……这些个案，暴露某些地方和部门的小气候、潜规则。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狼来了”游戏一旦再三上演，公众自会本能去探寻背后的潜台词，猜测暗处是否潜藏另一种真实。

    对此，有关部门首先要学会习惯公众质疑。公民社会的发育，一个重要标尺便是公众的质疑精神。唯有公民敢于并能够对公共事务行使“质疑权”和知情权，方能确保其晒到太阳，杜绝公然抵牾民意。其次，受质疑的部门，亦应胸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之心，虚怀若谷地听取、甄别群众呼声。“知政失者在草野”，百姓的质疑和批评，公仆们理应“有则改之”，避免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亦应“无则加勉”，不断改进政务服务质量，把好事做好。

    当然，对政府部门的创新和惠民之举，公众也宜保持必要的善意、理解和鼓励。一些地方和部门敢于首吃“螃蟹”，如率先落实公交优先、加推经适房，或率先上网公开各政府部门预算……遗憾的是，一些质疑者抓住这些创新之举中的漏洞，大加鞭挞——殊不知，正是这些明显超前的苛责，可能压制甚至“棒杀”这种创新热情，最终让它们退缩回“大多数”的常态。如此“枪打出头鸟”，既是对创新者的不公平，也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

    营造和谐社会，前提就是相互信任。这既要政府部门以身作则，取信于民，亦需公众善意、耐心的质疑和鼓励。二者缺一不可。